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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總編輯"崗位缺失

來源:注冊公司??點擊率:次?日期:2011-08-06 13:03

繼全國經營性出版單位體制改革之后,最近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于深化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體制改革的意見》,醞釀多年的全國6000多家非時政類報刊轉企改制改革終于正式啟動。然而,隨之產生的一個新問題應該引起高度重視:在事業體制內,作為第二責任人的總編輯,轉到企業體制內,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為《公司法》中只有“董事長”和“總經理”職位的設置。這是全國經營性出版單位和非時政類報刊轉企改制和后續發展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迫切需要研究解決。

《公司法》“總編輯”崗位缺失

所謂轉企改制,就是新聞出版領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事業法人轉變成企業法人,事業管理體制改變為企業管理體制。應當說,長期以來,我國事業單位管理體制十分完備,企業管理體制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也逐步建立和不斷完善。但是,就我國新聞出版業來說,由于歷史的原因,將經營性出版單位由事業管理轉為企業管理只是近幾年的事,新的制度建設和管理體制相對滯后。根據中央新聞出版體制改革精神,無論是經營性出版單位體制改革,還是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體制改革,最終都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據《公司法》注冊為“公司”,不僅如此,轉企改制后的新聞出版單位也要根據《公司法》及其《》建立和完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首先要依據《公司法》開展經營。然而,現行的《公司法》不完全適合我國轉企改制的新聞出版企業。“總編輯”崗位設置的缺失就是一個十分突出的例證。

長期以來,總編輯崗位一直是我國出版單位管理體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崗位。作為出版單位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總編輯在出版單位領導班子的集體領導下,負責出版導向、落實出版制度、保證出版物內容質量、培養編輯隊伍等工作,在業務方面承擔著主要責任,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近年來,隨著出版單位轉企改制,社會上對總編輯的地位和作用產生了不同認識,在一些單位,出現了總編輯崗位淡化、弱化、邊緣化、缺失的傾向,有些單位在討論改革方案的時候,簡單套用物質生產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甚至取消了總編輯職位的設置。

“出版社轉企改制以后,‘有三個沒有變’,決定了總編輯的地位和職能不能削弱”。新聞出版總署原副署長、中國編輯學會會長桂曉風在2009年12月北京舉行的 “出版社轉企改制后的總編輯工作高峰論壇”上指出:第一,出版產業是內容產業的性質沒有變;第二,出版單位實行兩個效益相結合、必須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的原則沒有變;第三,編輯工作是出版工作中心環節的地位沒有變。此外,還有“三個變了”,決定了總編輯工作還必須加強:第一、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較之于解決溫飽問題和解決基本小康問題階段,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大大提高了;第二,國際形勢的新格局對出版單位為國家文化競爭力作貢獻的要求提高了;第三,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版單位和出版隊伍中一部分人見利忘義的危險增大了,一些單位出現的總編輯職能被弱化、淡化、邊緣化的傾向正是同這一傾向聯系在一起的。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也在這次論壇上強調,轉企改制后總編輯的地位更加重要了,而不是可有可無;對總編輯的要求更高了,而不是要弱化;總編輯的責任更大了,而不是減輕了。他要求,總編輯要與時俱進,承擔起從出版大國到出版強國轉變的歷史責任。

桂曉風會長和鄔書林副署長的觀點都很精辟,高度肯定了轉企改制后總編輯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市場經濟說到底是法制經濟。無論是已經完成轉企改制的經營性出版單位,還是處在“進行時”的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他們轉企改制的主要依據和制定轉企后的“憲章”即《公司章程》的藍本,都是《公司法》。而在現行的《公司法》里,上述桂曉風會長和鄔書林副署長的觀點絲毫不存在,甚至“總編輯”三個字都找不到。其實,不只是《公司法》,到目前為止,在我國現行出臺的所有涉及企業或公司的法律中,甚至包括今年三月修訂的被稱為“新聞出版大法”的《》中,都很難找到“總編輯”的字樣和“文化企業”或“新聞出版企業”的相關規定。

聯系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出現這種現象不難理解?!豆痉ā肥俏覈蟼€世紀90年代由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實施的。它是針對我國物質生產性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需要而制定的,當時,作為從事精神生產的新聞出版部門屬于事業單位,所以制定《公司法》時不可能考慮到今天我國新聞出版單位轉為企業的特殊性。精神生產不同于物質生產是不言而喻的;我國新聞出版的意識形態屬性不會因為轉企改制而改變,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決定的。所以,當我國新聞出版單位由事業法人轉變為企業法人時,雖然同是企業,但不能簡單套用適應于物質生產企業的《公司法》。如果僅僅以《公司法》指導轉企改制,總編輯職能的淡化、弱化、邊緣化,甚至缺失是必然的。換句話說,由于法律的不銜接和不完善,導致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的“總編輯”職位在轉企改制后的缺失,首先具有法律上的根源。

其次,還有思想認識上原因。事業法人與企業法人有一個本質不同,即事業法人以公益服務為目的,盡管許多新聞出版單位轉企改制前早已實行“事業編制企業管理”,但都必須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結合(見《出版管理條例》);企業法人則是以盈利為目的,股份制企業更是將股東利益最大化作為追求的目標?!豆痉ā芬幎ǎ?ldquo;公司在國家宏觀調控下,按照市場需求自主組織生產經營,以提高經濟效益、勞動生產率和實現資產保值增值為目的。”新聞出版單位從“事業”轉為“企業”,很自然將“經濟效益”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這很容易理解?!豆痉ā芬幎ǎ?ldquo;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財產,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不同于原事業單位,或者有一定的差額撥款,或者背后有一定的行政資源,生存壓力增大。

但是,必須進一步明確,同是企業,新聞出版企業與其他物質生產企業具有本質區別。它的生產者是知識分子,運用的主要材料是思想,生產的產品是思想結晶,其作用也是人們的思想意識,屬于知識、思想、精神和文化產業;它的投資收益需要一定的培育期,尤其是報刊業,需要新聞質量的提升、發行量的擴大、品牌的塑造、公信力的提高,然后才能開始獲得收益;它雖然類似物質產品,也有一定的制造標準,但只是表現在形式上,它的內容,每期都是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而變化,永遠是新的,所以新聞出版企業也被稱為“內容”企業;它的產品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性,直接影響社會輿論和社會狀態;它要求新聞報道與經營活動必須嚴格分開,新聞與廣告必須嚴格分開;在經營上,不能單純追求經濟效益,一旦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發生矛盾,必須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哪怕是犧牲經濟效益。忽視新聞出版業這些基本特征,新聞出版單位一旦改制為企業,就混同于一般企業,簡單套用《公司法》,制定《公司章程》,比照一般企業開展經營,結果,不僅必然貶低、淡化總編輯的地位與作用,而且長期下去難免偏離航向,最終經濟效益的目的也很難達到。

總編輯崗位更加重要

令人欣慰的是,今年3月11日新聞出版總署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出版單位總編輯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兑庖姟返某雠_十分及時,具有強烈的針對性,對當前我國新聞出版改革,特別是對近日啟動的全國6000多家非時政類報刊轉企改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指導作用。

《意見》指出:“按照中央關于文化體制改革的總體要求,經營性出版單位將陸續完成轉制任務,其今后的發展將面臨許多新要求、新任務,但作為我國社會主義文化企業和內容生產企業,其意識形態屬性不會改變。出版單位轉制之后,出版單位的總編輯崗位不能缺失,其地位更加重要、責任更加重大,各出版單位應按董事長(社長)、總編輯、總經理依次配備主要干部。”《意見》明確要求,無論是轉企改制后成為企業的出版單位,還是繼續實行事業體制的出版單位,均必須設置總編輯崗位??偩庉媽傩姓殑?,為出版單位第二責任人,負責業務工作的領導。中小型出版社可由符合總編輯任職條件的社長兼任總編輯,行使總編輯職責。在總編輯崗位之下,應根據出版規模設置專職或兼職副總編輯崗位,并設置相應的編輯業務部門,形成以總編輯為首的編輯業務工作體系,以保障總編輯領導下的編輯工作順利開展?!兑庖姟窂娬{,“在新的形勢下,進一步加強總編輯工作,把好出版物內容質量關,對于出版單位堅持正確的發展方向,對于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發展和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提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從廣義上講,《意見》屬于法律的范疇,對當前全國新聞出版單位轉企改制具有規范性和約束意義。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意見》屬于部門規章,僅在本部門的權限范圍內有效。一旦《意見》與《公司法》在某些方面發生抵觸或沖突,訴諸法庭,根據《立法法》“憲法高于法律、法律高于法規、法規高于規章”的有關精神,《意見》必須服從《公司法》。從這個意義上看,《意見》對原有事業體制內的新聞出版單位具有無可爭議的規范性,但對轉制后的新聞出版“企業”,特別是股份制新聞出版企業,其規范性就會大打折扣。因為,《公司法》適用中國境內設立的所有企業,從理論上講,新聞出版企業也不能例外。

加快修訂完善出版企業法律法規

當然,我國新聞出版單位轉企改制改革還處在探索階段,一些法律法規出現不銜接或不完善是正常的。但是,由于新聞出版企業與一般企業具有根本區別,所以,隨著全國經營性出版單位和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轉企改制和股份制改造,應當加快修訂、完善和制定有關法律法規,形成適合我國轉企改制后新聞出版企業的法律法規體系。轉企改制,歸根到底,就是從計劃經濟行政管理為主轉為市場經濟法制管理為本。這也是對我國新聞出版行政管理部門的嚴峻挑戰。但是,挑戰是進步的臺階,我們必須積極應對這一挑戰。為此,提出六點建議:

一、新聞出版單位改企轉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時,不能僅僅依據《公司法》,還要依據《出版管理條例》?!冻霭婀芾項l例》是我國境內所有從事出版活動和開辦出版企業的最權威、最全面的法規依據。忽視《出版管理條例》,只是依據《公司法》改制為企業,一開始就很容易將新聞出版企業混同于一般企業,影響未來發展的方向。

二、加快制定和出臺《出版管理條例》細則,特別是要對“從事出版活動,應當將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結合”,“出版單位實行編輯責任制度”和“國家對在出版單位從事出版專業技術工作的人員實行職業資格制度”等條款做出詳細解釋,將《關于進一步加強出版單位總編輯工作的意見》、《關于報刊社社長總編輯(主編)任職條件的規定》等精神寫進細則。

三、制定新聞出版企業《公司章程》范本。我國《公司法》規定:“設立公司必須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對公司、股東、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具有約束力。”《公司章程》是的最基本條件和最重要的法律文件,是《公司法》在公司內部的體現,是公司組織和活動的基本準則,既是的基礎,也是公司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靈魂,被稱為“公司的憲章”。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為了便于往往準備有《公司章程》范本,現在網上也可以下載。但是現行的《公司章程》范本同現行的《公司法》一樣,是針對物質生產企業制定的,不完全適合新聞出版企業。所以,應該適應新形勢的需要,根據《公司法》、《出版管理條例》等有關規定以及《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和《關于進一步加強出版單位總編輯工作的意見》等有關精神,制定新聞出版企業《公司章程》范本,以規范新聞出版單位轉企改制和股份制改造。

四、修訂《關于報刊社社長總編輯(主編)任職條件的規定》、《關于出版行業開展崗位培訓實施持證上崗制度的規定》、《新聞出版行業領導崗位持證上崗實施辦法》等規章。轉制后,大批新聞出版單位改為企業,將按照《公司法》建立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在這一新的管理結構中,一般不再有“社長”的設置,出現了“董事長”“經理”或“總經理”、“監事”等新的崗位,形成董事長、總編輯和總經理新的高層管理結構。這不只是稱謂的改變,而具有實質性變革,是轉企改制的內在要求。例如董事長,《公司法》和《公司章程》都對這一重要職務的地位和職權做了明確規定,與原事業單位的社長職務具有本質區別。令人遺憾地是,一些改制后的出版企業,把董事長混同于原社長,沿用原社長體制管理新的企業,導致轉企改制這一時代變革流于形式,造成新的企業錯失新的發展機遇。

五、嚴格考核新聞出版企業董事長、總編輯和總經理的任職資格。頂層設計至關重要。領導團隊的選配直接決定著我國新聞出版業改企轉制的成敗。因此,建議對改制后新聞出版企業的董事長、總編輯和總經理進行普查,不夠資格的,應當提請主管單位及時給予更換;對當前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申請轉企改制,新聞出版行政主管部門應增加對董事長、總編輯和總經理資格的審查和報批。無疑,做強做大新聞出版業需要資本引入;但是,不能因為資金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只要有錢就能當董事長、總編輯或總經理。不可否認,企業管理具有一般規律,一些天資聰慧的企業家,既能管好物質生產型企業,也能管好思想生產型企業;但是,生產物質產品的企業管理與生產思想產品的企業管理各有千秋也是客觀存在的。術業有專攻。一定不能因為出資,不具備任職資格的人改制后出任新聞出版企業的董事長、總編輯或總經理等高層管理者。事實反復證明,缺乏或沒有從業經驗,管理思想密集型的新聞出版單位或企業,不僅管理者力不從心,而且客觀上嚴重制約企業的發展。這樣的教訓過去不少發生,現在轉企改制時如果把關不嚴,以后更會后患無窮,必須引起高度警惕。

六、加快新體制的培育。有效的改制絕不是“翻牌公司”,而是觀念變革、制度變革、經營變革和文化變革。關鍵是觀念變革。既不能將原事業單位行政管理作風帶入新的企業,也不能照搬物質生產企業的管理模式;既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性,又要把握企業的一般經營規律。為此,一方面對公司戰略投資者進行《出版管理條例》學習、新聞出版業務培訓,認識新聞出版經營規律和投資前景;另一方面對原新聞出版單位員工,尤其是高層管理者進行《公司法》普及教育,了解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和企業管理特征。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營造新的文化環境,實現體制創新,尤其使既懂出版業務又會媒體經營的綜合型人才脫穎而出。唯其如此,才能誕生既能實現社會效益又能實現經濟效益的“雙效益”的新聞出版企業和新聞出版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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